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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垃圾分類日本經驗:有所學,有所不學

信息來源: 中國經濟導報      作者:白雪     發布時間: 2019-08-08

    剛剛從日本旅行回來的小李一回國就向中國經濟導報記者抱怨,“日本丟垃圾太不方便了,雖然很干凈,但是在外面逛一天都看不到一個垃圾桶,晚上回到酒店發現包里竟然都是垃圾。”日本的垃圾分類細致到近乎嚴苛,日本民眾也已形成了自帶垃圾袋、自行處理垃圾的習慣,并不會感覺到生活不便。

    隨著上海垃圾分類進入法治時代,我國各地也相繼開啟了強制垃圾分類模式,如果我們想要達到更好的效果,日本是不是我們最好的學習對象呢?在一場主題為“垃圾分類,我們要不要向日本學習?”的線上討論會上,業內專家表示,由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垃圾分類的具體做法我們無法向日本學習,但我們要學習日本在垃圾分類中立法和體制機制建設的共性經驗。

    法治環境抑制垃圾產生

    眾所周知,日本被稱為“擁有最復雜垃圾分類體系的國家”。那么垃圾分類的“日本模式”效果到底如何呢?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尹良富認為,日本垃圾分類有法治環境的前端硬件來抑制垃圾產生,同時曾經兩個重大的“環境事件”帶給了日本民眾教訓,使得環保意識深入人心。此外,政府承擔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力推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同時明確企業的責任有著確實可行的強制性措施,另外,推行讓居民適當地承擔垃圾處理負擔成本的收費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都使得垃圾分類在日本推廣順利。

    “效果還是不錯的。”尹良富表示,“首先是達到了垃圾減量的目的。”以東京都日野市為例,該市與同為多摩地區的其他24個地區共用一個垃圾填埋場,實行總量配額管理制度,超出配額時,每超出1立方米處以2萬日元的罰款,用于充當填埋場后期的建設費用。在改革垃圾回收制度之前,日野市1998年和1999年的實際填埋量比配額量分別超額近6.8%和3%。如繼續超額,將被處以數億日元的罰款。這對長期依賴發行公債彌補財政支出不足的日野市來說,將是難以承受的重負。從日野市各類垃圾產生量和實際填埋額來看,垃圾回收改革后,自2000年開始,該市的可燃垃圾與不燃垃圾的產生量都減少了一半左右,而可再生資源物量則大增了3倍以上,實際填埋量處于配額以下。“其次是垃圾回收改革推動了政府垃圾處理成本的減少,同時也推動了居民環保意識的提高。”尹良富表示。

    可學習垃圾分類立法等共性經驗

    那么我們是否要向日本學習相關的經驗?學什么?不學什么?

    對此,在聯合國環境署-同濟大學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教授、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看來,由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比如日本家庭主婦不工作等原因,垃圾分類的具體做法我們無法向日本學習,我們要學習日本在垃圾分類中立法和體制機制建設的共性經驗。

    “比如日本垃圾分類精細,回收及時。”杜歡政解釋說,“雖然各個地區的分類方法有所區別,但是大體上可分為可燃資源垃圾、不可燃資源垃圾、大件垃圾、一般垃圾。這幾類又分為若干子項目,每個子項目又可細分。”

    以東京市為例,東京共有23個特別區,每個區的政府官網上都附有垃圾分類表,按照假名五十音圖的順序對垃圾進行逐一分類,總共可分為14類,分別是容器包裝塑料類、可燃垃圾、金屬陶器玻璃類垃圾、粗大垃圾(長度超過30厘米的家具、寢具、電器產品、自行車等)、罐裝類、瓶裝類、打印機墨盒類、摩托車類、廢紙、干電池、噴霧器罐、液化氧氣罐、白色托盤、塑料瓶和不可回收類(這一部分需交由專門機構處理)。

    “另外,垃圾的回收也是有嚴格的時間規定,住宅區管理人員給市民發放的日歷中都有明確的標記。”杜歡政表示,比如說新宿區在周二和周五是可燃垃圾的投放日,周四和周六分別為可回收垃圾(資源垃圾)和金屬陶器玻璃類垃圾的投放日,而且必須在8點前,其它日期和時間不可回收。

    當然,一些強硬措施或許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杜歡政表示,除了一些特定的公共場所,日本的街道上一般是看不到垃圾桶的,垃圾全部要帶回家自己處理,而垃圾分類的時間限制又迫使民眾養成良好的垃圾投放習慣,如果錯過了某一種垃圾的投放時間,就要等到下一周,久而久之家里的垃圾便會堆積如山。在杜歡政看來,“這是日本政府為了保持街道清潔采取的一項強硬措施,效果顯而易見。”

    加強整體設計抓住主要矛盾

    與日本相比,垃圾分類在我國推行還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尹良富認為,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有序推進垃圾分類工作中,如何能夠將這一制度持續推動下去并深入人心,糾正居民長期以來養成的不良生活習慣,使垃圾減量化、資源化行為內化為每個人日常生活的自覺行為。他在去年用了幾個月時間實地觀察了上海市閔行區古美街道及梅隴鎮的14個居委會22個小區居民生活垃圾分類狀況,發現有兩大突出問題:一是“源頭控制”水平較差,居民按規排放比率普遍偏低,二是原本作為補救措施的“二次分揀”,已然成為常態化的生活垃圾分類手段。

    另一難點是如何指導和幫助企業層面解決做到產品設計、生產、銷售等售前售中階段達到源頭控制,售后階段完成資源化回收利用的問題。尹良富表示,例如快遞業雖然帶了購物體驗的改變,達到了足不出戶就能買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但也帶來垃圾泛濫成災的問題。廢紙箱尚且可以回收再利用,但大量的包裝塑料垃圾只能掩埋,對環境的傷害是不容忽視的。

    此外,分類回收的垃圾的最終歸宿也是一大問題。尹良富解釋說,日本采取了簡單粗暴的“焚燒法”,“一燒了之”,而我們現存的焚燒爐無法在技術上達到焚燒時不產生二惡英的高溫,這是沒法學習的地方。我們只能進行填埋,“垃圾圍城”、環境污染的“死結”還是沒有解開。

    說起難點,杜歡政表示可謂是“環環有難點,步步有阻礙”。

    “制度設計決定垃圾分類的成敗,垃圾分類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需要系統思考和系統解決。”杜歡政表示,“要注重它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注重頂層設計和制度設計。”

    同時,杜歡政認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從我國實際和所處發展階段出發,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充分調動政府、企業、社會、居民“四個主體”的積極性,做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互動共治”的治理格局。在實際操作中,要做到“三個有機結合”,一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二是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基層創新)相結合;三是政府、市場、社會相結合。

    此外,杜歡政表示,“目前我國的垃圾分類要把握主要矛盾,即整個產業鏈如何盈利的問題。”要想讓整個產業鏈盈利,就要對現有環衛體制、機制、稅制、費制進行改革,以破除體制、機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籬。總體來講,垃圾分類改革試點的總方向就是市場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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